关键词: 密码法 信息安全 个人信息 保护规制 一、导言 密码是保护信息未经授权而无法获得的技术。
从开初，我们就望文生义，以文害辞，对信赖保护的解读带入了中国人自己的情愫、期许与观念，从依法行政观念出发说文解字。它们交横绸缪，共栖共生。
因此，信赖保护是诚实守信题中应有之义。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当下行政诉讼尚未纳入一些行政活动，比如行政政策、计划、指导等，无法引起法官关注、思考并进而参考援引有关理论。即便是难得一见的合法预期也在同一意义上使用，仅关乎术语变换，不见知识的增量。3.保护方式 行政机关要想改变上述预期，应当事先通知可能受到影响的相对人，听取意见，必要时举行听证。[100]意为人民基于对国家公权力行使结果的合理信赖而有所规划或举措，由此而产生的信赖保护利益应受保护。
[32]而在我国，行政协议、行政允诺却早已涵摄到诚实守信之中，是恪守信用在行政法上的实际运用。信赖保护原则唯一可能的法理依据只能是法治国家原则以及从中推论而出的法安定性原则。[87]其次，在不少法官看来，诚信诚实守信和信赖保护是同一概念，要求诚信，就要保护信赖利益。
对于公权力机关而言基本上仅意味着经济负担而非职责范围内应予履行的任务。于是，发生了集体误读。[47]又延伸至对荷兰、香港、欧盟合法预期的探讨。[99] 1.产生信赖保护的情形 在一些法官看来，信赖保护是指行政行为的相对人基于对公权力的信任而作出一定的行为，基于此种行为产生的正当利益应当予以保护。
暂且不论一般理念上的道德伦理规范要求，比如诚实、善意、真诚、无欺等，这些固然重要，可归入理念教育范畴，诚信政府的法规范结构至少应当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可以构建为三元结构。在授益行政行为上，之所以信赖保护可以胜出，是因为给予相对人待遇优厚，只关乎国库支出多寡。
[74]在2014年、2015年之后，合法预期进入法官的判词。第二，主动汲取了诚实信用、信赖保护理论交融之后形成的两点共识，在规范层面上首次确认了诚信政府的二元结构体系，一是将恪守信用适用于行政协议、政策承诺，要求政府践约守诺，二是通过《行政许可法》（2003年）第8条的媒介勾连，将信赖保护扩及所有行政决定，叙述的却是注重合法性的合法预期观念。在个人的存续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权衡中，欧洲法院显然认为后者应具有优先地位。但是，如前所述，第一，在处理合法性与信赖利益保护之间的次序和方法上，两者却有着根本不同。
[27]学者普遍相信，信赖是基于行政行为的效力性，是对具体行政行为的撤销、变更、废止加以限制。三是全异说，它们之间是不同的。刘飞教授却认为，它们非但不是相同或相似的，恰恰相反是具有完全不同内涵的。[11]从道德伦理到法的安定性，诚信原则才真正开始向公法原则过渡。
旋即又引入了英国法的合法预期。这种解决依法行政与信赖保护之间冲突的立场与方式，既与我国司法实践吻合，也与英国法上的合法预期完全相同。
第三，无论是对政府的诚实守信要求，还是信赖保护，应该都是针对政府自身的信用塑造，而不是对相对人而言的信用承诺，也不是政府对社会、经济管理上使用信用信息和信用产品，培育信用服务市场发展。二、对三大理论的述评 从学术上看，诚实信用、信赖保护和合法预期相继出现，最初从民法上借用诚实信用，开启了诚信政府建设。
第一，行政机关应当恪守信用，履约践诺。实体性保护的前提是行政机关的合法意思表示让相对人产生了合法预期，如果没有压倒一切的公共利益理由，行政机关就不得改变先前的意思表示，应当给予当事人所预期的实质利益。最后，因为行政机关改变意思表示，先期的投资得不到应有的收益，财产上蒙受损失，亦即有着值得保护的信赖利益。法官似乎比立法参与者更热衷于引入信赖保护术语。它们不同于传统行政行为，是借助相对人同意、付诸行动而成立。[5] 从行政法上对诚信、诚实信用、诚实守信的研究看，大致有两种方法：一个是近似民法上诚实信用的阐释，另一个是探寻与行政法结合的解释。
引入合法预期规范这类活动，尽管法院尚不开放直接受理其中一些活动，诉讼意义不彰显，但至少对于规范权力理性行使、践行公正行事义务极具意义。第三，在保护方式上，合法预期也多于信赖保护，特别体现在程序性保护上。
《行政许可法》（2003年）第8条对合法行政许可的撤回或变更、第69条第4款对违法行政许可的撤销且被许可人无过失的，都是先让依法行政原则胜出，然后通过补偿、赔偿来保护被许可人的信赖利益。对内在主观上是否善意诚实的探究更是不易，也与行政诉讼的合法性审查不符，因为一旦从客观审查迈入主观审查，会无端抬高了救济门槛，加大了审查难度，也让相对人寻求救济变得更加困难。
[75] 从行政判决看，对诚信诚实守信的适用，有的只是宣示性的，上下文丝毫不涉及诚实守信的适用分析。秩序行政也称侵害行政，多为负担行政行为，很难引用信赖保护。
[36]即便在复述德国法的有关存续保护方式时，也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不明就里。[82]没有充分证据证明行政决定违法，[83]或者违法行政决定可以治愈的，[84]就不得撤销。更多的学者、法官和立法参与者是不加区别地断言，信赖保护与行政行为的撤销有关。官方文件多用诚信政府诚实守信，以示公法与私法区别。
而负担行政行为是否亦然，他们却不置可否。只是后来一些地方立法、文件中出现了信赖保护，也多与诚实信用、诚实守信并用。
[72]在行政指导中贯彻增益止损原则。最后，信赖保护作为一项原则加以适用，法院一般将违反信赖保护原则归入滥用职权。
[69]以及对违法行为的举报奖励上，行政处罚决定被撤销时，举报人的举报奖励受行政信赖保护，不应向举报人追回举报奖金。[4]有的法官也认为，在行政审判中适用诚实信用原则，属于适用不违反行政法和行政诉讼法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规范，诚实信用原则不仅是契约法中的帝王条款，也是行政允诺各方当事人应当共同遵守的基本行为准则。
再有一种类似合法预期，信赖保护要求行政主体对其在行政过程中形成的可预期的行为、承诺、规则、惯例、状态等因素，必须遵守信用，不得随意变更，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如因重大公共利益需要变更时也必须作出相应的补救安排。一是行政机关在实施上述改变之前，原则上要事先广而告之，征求可能受到影响的利益群体的意见。[98]不少裁判中，实际上是交织使用诚信诚实守信信赖保护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尤其是在行政协议上是在同一意义上交替并用。这一说法是‘最有说服力的。
是借信赖保护之名行合法预期之实。我们想象的信赖保护，是指行政决定应当可信、可靠、可以依赖，言必行，行必果，果必信。
[85]因为行政机关过错导致当事人信赖利益受损，决不能‘新官不理旧账，应当及时解决。在信赖保护上，存续保护是针对违法的给付决定，通过公益与私益的权衡，发现确有必要保护相对人的信赖利益，就应当为违法的给付决定提供存续保护。
在这个意义上，行政行为的撤销、撤回和变更上无不弥散着信赖保护。3.与依法行政的关系 诚信诚实守信要求与依法行政发生冲突时，法院一般坚持依法行政优先。
